作者： 陈毅故乡人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非常关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佛教。本文专门就佛教思想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作一些记述，以飨读者。

许多论及佛教与毛泽东的文章，都将“毛泽东”摆在“佛教”之前，笔者以为不妥，所以使用了现在的方式。


“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毛泽东的外祖母和母亲都笃信佛教。在毛泽东出生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已生过两胎，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生下第三个儿子毛泽东（润之、以下同），格外疼爱。她唯恐这个独生子再夭折，多方烧香拜佛，并念佛吃斋，她坚持吃“观音斋”的历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文氏还不放心，为了使儿子“根基稳固”，她将毛泽东寄居娘家，拜后山龙潭口一块巨石为干娘。文氏娘家有个龙潭，内有清泉流出，四季不竭，且挺着一块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下传说镇有一妖怪，石上建有小庙，人们称为“石观音庙”，远近闻名，经常有人前来祷告。毛泽东出生不久，外婆就和母亲文氏把他抱到“石观音庙”，烧香叩拜，拜石头为干娘。因毛泽东排行第三，小时候大家便叫他“石三伢子”。

文氏虽未读书，但佛教思想对她影响极深。毛泽东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从小也跟随信仰佛教。1909年，因为母亲生病许过愿，毛泽东曾到南岳朝山进香。毛泽东还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佛寺里去拜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萨像，也是依时按节烧香叩拜，从未间断。同时，也拜天地，祭祖宗。1959年6月，毛泽东重返故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就是我初一、十五工作过的地方！”

佛教讲慈悲、布施、平等、仁爱，这些思想在毛泽东母亲身上有较好的表现。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给贫苦乡亲接济粮食。在饥荒时，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有《祭母文》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并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于人的人。我母亲正是最后一种人。”

损己利人的思想就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是大善；利己是恶，损人利己是大恶。

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有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他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解放后，毛泽东经常给父老乡亲和师友，尤其是生活困难者多次寄钱。还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送给许多礼物。而他自己则节衣缩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这些无疑是幼年通过母亲受佛教思想文化影响的缘故。

“因父亲不信佛而难过”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不信佛教，他一心想的就是发家致富，对妻子和独生子女的施舍行为非常不满，甚至体罚和责骂毛泽东。因此在家庭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思想倾向，正如毛泽东同斯诺所说：“我们家分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包括雇工。但反对派组成的‘联合阵线’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不直接进攻的政策。她批评任何明显情绪表露和对‘执政’的公开反抗，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家庭出现了矛盾，“反对党”认为其根源是父亲不信佛，导致思想分歧。因此，大家千方百计引导毛顺生信佛。毛泽东同斯诺说过：“因为我母亲虔诚地信奉佛教，她向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自己的父亲不信佛而难过。我九岁时，就同我母亲认真地议论过我父亲缺少对佛菩萨虔敬的诚心。从那以后，我们曾多次试图改变他，但却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我们被他的进攻所制服，只好败下阵来另想办法。而他就是对佛教不买帐。”尽管父亲反对信佛，但毛泽东和母亲仍旧我行我素，并在生活中搞慈悲布施活动。在穷人们“吃大户”那年，父亲囤积谷子不肯平粜。父亲要毛泽东收一笔帐，毛泽东就在收回的路上将钱分给了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毛顺生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毛泽东和母亲的坚决反对，并且又偷偷去接济这位穷本家。

在毛泽东母亲和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后来，毛泽东的父亲也开始信佛了。

“不懂得宗教 只红不专”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便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指释迦牟尼佛）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如来传道，邪苏（指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而增希望……无此等俯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信仰不可少。”

毛泽东对佛教寺庙有着浓厚的感情，1917年7月中旬暑假期间，24岁的毛泽东邀同好友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徒步从长沙出发，进行了一次游学。在游历湖南五县时，曾在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并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热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实的体验使毛泽东难以忘怀。毛泽东曾经游历过香山寺、回龙山，还远至仰山慧寂的得法处——伪山密印寺拜访参观，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与方丈讨论了佛理。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象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在日后的革命生涯中，只要一有机会，毛泽东总喜欢到寺院进行参访。

对佛教，毛泽东并非说说而己，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向介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的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儒佛相融的影响。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仍然不忘对佛学的研究，6月7日，他又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毛泽东阅读经书，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正因如此，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合起来。像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他又以彭湃同志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二月十九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 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

1959年10月1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谈到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同班禅说：“我赞同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绝不是因为谈话对象是宗教界人士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个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可见毛泽东对宗教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可惜人们没有理解和执行好。

毛泽东同达赖、班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毛泽东在同班禅谈话时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逢先知回忆，毛泽东相当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佛教的一些重要经典如《金刚经》、《华严经》、《六祖坛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据逢先知提供的书目单，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的书籍，除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诸子百家、朱熹、王夫之、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外，指名要带的佛经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在毛泽东读过的几部佛经中，《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译出。该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使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有时外出还带着。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是一部慧能圆寂后由其弟子法海编篡的语录，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传播，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毛泽东和担任秘书的林克说过许多次，对慧能评价极高，特别赞赏慧能勇于革新的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后世将他的创树称之为“佛学革命”。当时毛泽东还脱口背出慧能所作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毛泽东说是和自己的性格相通的，毛泽东还给林克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传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毛泽东还能背出《六祖坛经》里记述的另一首神秀所作的偈颂：“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关于六祖慧能的故事，毛泽东提到过多次。

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评价极高，尤其高度评价六祖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扬。毛泽东说：“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慧能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无所寄托，所以大为流行”。毛泽东也曾对班禅大师说过：中国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为“经”的，就仅《坛经》一部。有一次，毛泽东和周谷城谈论哲学问题，说到胡适写哲学史，然后突然对中国至当时尚无一部佛教史流露出遗憾之情。

纵观慧能一生，从他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过程中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到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来分析，在这方面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中，颇多相通之处，所以为毛泽东称道。毛泽东谈吐幽默诙谐，有些话含蕴颇深，很值得回味，应该说是受到了佛教禅宗的影响。

正因为对《六祖坛经》的喜爱，凡是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现代佛学》期刊也成为毛泽东经常看的杂志。因为毛泽东常常研究佛理，所以对献身于佛教的人物常怀敬意，毛泽东说过：“唐代的玄奘赴印度取经，其经历的艰难险阻，不弱于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带回了印度佛教的经典，对唐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更赞叹“鉴真和尚，说他六渡扶桑，虽然前五次都失败了，但他不屈不挠，终于到了日本，对于佛教的东瀛，特别是中国佛教及文化贡献最大”。

毛泽东还指出了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助禅宗的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对佛经、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因循守旧，不死搬教条的做法，毛泽东也是欣赏的，甚至用它来比喻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运用。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以佛教为例，说：“什法师说过，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学哲学。”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给何凯丰的信中写道：“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又有一次，毛泽东对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中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道：“我‘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感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从毛泽东喜欢在谈话写信中经常引用佛门用语可以发现，佛教思想文化对毛泽东和他以后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径直说：“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有“佛教将军”之称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

“君子当存慈悲之心”

慈悲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思想。佛教认为：“与乐曰慈，拔苦曰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给你快乐就是慈，为你解除痛苦就是悲。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众生，也要给他们以最大的快乐，就是大慈；每一个众生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以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除痛苦就是大悲。

对佛教，毛泽东的理解，有自己的发挥。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佛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毛泽东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窖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谈到毛泽东的母亲，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毛泽东自述》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因为有高尚的母亲，佛教对毛泽东造成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少年时代的他发生了朝山进香的壮举，对后来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不杀生”在中国古代就甚为推崇。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也。”不杀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历代高僧大德纷纷阐扬。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在其《放生文》中说：“盖闻世间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惨者杀伤。是故逢擒则奔，虮虱犹知避死。将雨而徙，蝼蚁尚且贪生。何乃网于山，罟于渊，多方掩取。曲而钩、直而矢，百计搜罗。使其胆落魂飞、母离子散。或囚笼槛，则如处囹圄，或被刀砧，则同临剐戮。”“恃我强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补已身，心将安忍。”文氏反对暴力和杀生，毛泽东耳濡目染，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去社里，而且还学会了唱佛经，那时候他深信杀生是罪大恶极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181页）。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他虽然身经百战，指挥大大小小的战役，内心却总是不失慈悯。跟随他十五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一生有三怕：一怕泪，二怕血，三怕喊饶命。“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后来，毛泽东开始住香山的双清别墅。同住在香山的将士们都听惯了枪声，此时耐不住寂寞，几位警卫干部便打起鸟来。毛泽东开会回来看见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并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说：“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2页）。据跟随他上井冈山的陈士渠将军回忆，毛泽东只在朱、毛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被任命为红四军党代表兼任第十一师师长时挎过一次匣子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身上带过枪。”（《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2页）有一次，毛泽东与李银桥拉家常时，李银桥说他喜欢母亲，因为母亲心地善良对人宽厚，毛泽东说：“你母亲一定信佛。”他说：“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页）。

1949年毛泽东路经五台山塔院寺时，见一门框上贴着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毛泽东默念着，颇为赏识，便问：“这对联是谁写的？”老方丈忙答：“是老衲所写。”毛泽东略一沉吟道：“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

“佛教是文化”

毛泽东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他一致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观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延安时，有一次和李银桥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们去看寺庙，好吗？”李银桥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对李银桥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那是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遗产。”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告别陕北，挺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4月9日晚因大雪路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登上五台山峰巅鸿门岩，当夜就宿于台怀镇塔院寺方丈院。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举世闻名。毛泽东深谙中国历史文化，早就想一睹为快。毛泽东说：“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自豪。我们去年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4月的五台山，入夜很冷，毛泽东一边用饭，一边烤火，还捎带翻阅着一本经书。老方丈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毛泽东和江青急忙走出屋子笑迎方丈。方丈合十行礼道：“打搅贵人了，贫僧不安得很。”毛泽东回答：“哪里哪里，是我们打搅贵寺了，请多原谅。”方丈忽然发现毛泽东桌上有一本翻开的经卷，吃惊地问：“怎么，贵人也读经书？”毛泽东笑着将佛经送给方丈道：“随便看看。” 毛泽东同方丈亲切地交谈，并详细询问了五台山寺庙的建筑史，而且还颇有兴味地向方丈打听鲁智深和杨五郎在哪个寺庙里当和尚。方丈笑而作答，并邀请毛泽东翌日观赏五台山胜境，自愿担当向导。次日吃过早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警卫员阎长林等在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许建国、晋察冀边区政府秘书长周荣鑫陪同下，由老方丈、小沙弥作向导，游览参观宏大壮观的怀诸寺院。这天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装素裹，香火缭绕，钟鸣鼓钹参差交响，合着抑扬有致的梵唱声，好一派佛教胜境庄严肃穆的气氛。毛泽东高兴至极，一边急匆匆地从里院走出，一边对任弼时感叹道：“古人灿烂的文化，都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由塔寺进十方堂，来到大殿时，毛泽东看见几个喇嘛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藏经，其中有个叫罗真呢嘛的喇嘛与陪同参观的老方丈搭话，毛泽东微笑着问他：“你是青海人吧。”“是的”罗真呢嘛答。毛泽东又温和地问：“你来五台山多久了，为啥子出家？”罗真呢嘛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有几座出名的寺庙？”“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吗？”毛泽东当即答道。罗真呢嘛佩服地点了点头。毛泽东指了指地上堆放的有些残损的经书，又问罗真呢嘛“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一本正经地道：“有生之物，有生就有灭，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时正值刘邓大家挥师南下，挺进中原，蒋家王朝已危在旦夕，毛泽东便故意问罗真呢嘛：“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毛泽东又无意间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尊塑像缺少了脑袋。他不禁愕然，忙问身边的方丈：“此为何由？”方丈痛心地说：“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毛泽东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文物，要忠实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团结爱国僧人，把五台山建设好。

毛泽东一边观察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毛泽东回首作答：“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道：“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慈笑憨态，打趣道：“胖师傅，久违了……”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毛泽东面对方丈道：“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方丈垂头念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毛泽东赶忙表示道歉：“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任弼时插话：“用佛教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毛泽东反问方丈：“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方丈点头：“贵人所言即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谢罪。”毛泽东笑道：“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毛泽东边说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时而抬头对周恩来说：“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周恩来点头说：“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又说：“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毛泽东以手虚引任弼时，请发表高见。任弼时笑道：“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任弼时的话引得毛泽东一阵情绪激昂，随口而出：“对呀，共产党就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毛泽东谈兴很浓，转身对方丈说道：“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

毛泽东在五台山路居，虽只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内方丈院中，至今还设有毛泽东路居陈列馆。

建国后，毛泽东读过中国佛教各宗的要典。1952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过程中，毛泽东在审阅协会章程草案时，在协会的宗旨中增加了“发扬佛教优秀传统”八个字。此举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佛教协会成立的支持态度，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中的肯定立场。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毛泽东还曾以《金刚经》中所学给研究佛学的赵朴初出考题。1957年赵朴初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问赵朴初：“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呀！”赵朴初说：“有。”毛泽东再说：“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赵朴初又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多年后，赵朴初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觉得也许以佛教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对补充毛泽东先前所想讲的话有所帮助。缘起性空的意思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究竟而无实体，叫做空，也是假和不实的意思。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众缘合成的诸法其性本空，无有真实的自体。

1947年，毛泽东和警卫的人员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寺，他舍弃骑马而选择走路，认为如此到寺庙才算虔诚。可是当他看到当地县长对白云寺显得一脸茫然，并不重视时，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他：“这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画，便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的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很显然，在宗教政策上，毛泽东并未采取一概排斥与否定的态度，而是寻求其合理的核心与民主性的精华，因此，他对宗教文化的主体结构如寺庙、诗文、典籍等更是给予重视与研究。毛泽东意识到，建国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具有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有利于对社会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涵盖哲学、思想史、语言、文学、艺术、绘画、天文、历史、医学、建筑等方方面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虽然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学与宗教往往混杂在一起，但并不影响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广泛群众性及其文化属性，相反，他深信，只有透过了解宗教文化并对之加以适当地改造，一定能建设起适应社会的新模式。假若对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遗产，损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点原则，毛泽东把握得相当正确。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

从1950年起，毛泽东在解决西藏问题时，把加强汉藏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作为最根本的一个原则。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泽东要求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毛泽东同志早就把统战工作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提出凡是愿意和我们合作反帝爱国的人都要争取、团结。当时上层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给班禅回信。1950年12月毛泽东又直接给西藏边远地区阿里地方的藏政府代表才旦朋措和扎西才让写回信，耐心而有针对性地给他们做解释工作，要他们发挥促进和平谈判的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泽东更是直接对西藏地方官员、贵族、上层喇嘛等作工作，亲自接见西藏来京的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等，诲人不倦地进行谆谆教导。如1954年9月，毛泽东与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的青海省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喜饶嘉措大师亲切交谈，并留下珍贵照片。中央人民政府对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但没有变更，还给他们安排了国家领导职务。毛泽东对他们极其关心、爱护和尊重，几次接见都同他们耐心地长时间谈话。1955年3月，达赖喇嘛准备从北京返回西藏时，毛泽东亲自赶往达赖下塌的宾馆送行，使达赖及其随行人员感动得不知所措。达赖喇嘛当即对毛泽东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毛泽东不仅把他们当作西藏地方的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还热情诚恳地把他们当成好朋友，和他们肝胆相照，促膝谈心，在谈话中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交谈的问题极为广泛深远，如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问题，毛泽东拿一些通俗易懂甚至涉及宗教的故事去启迪他们，跟他们讲释迦牟尼不做王子而去出家的故事。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的穷苦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据可查的文献，从1953年至1958年，毛泽东谈这个故事不下5次。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指《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毛泽东广议中外，纵论古今，不仅谈到民主改革的总方向，而且谈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的改革设想，对他们提出，对布施（礼）可不可以少收一点或者不收，“你们今后有些开支，国家可以帮助。”在多次面谈中，毛泽东不仅指出西藏不改革的弊端，如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人口不能繁衍等，而且指明改革的前景以及西藏上层在改革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认识，打消他们的顾虑，坚定地团结他们，争取实现不流血、不出乱子地进行社会改革。毛泽东曾当面对达赖、班禅说：“你们根本不前进（指西藏的建设），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欢迎你们进步，但是你们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达赖、班禅在西藏期间，毛泽东多次亲切地和他们书信往来，对他们的进步，都回信予以表扬，对他们思想上的迷惑，也及时指明方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思想者，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强调：“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毛泽东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五十年代，毛泽东对西藏问题，事无巨细，每必躬亲，如给班禅相片题字哪些字不写，张经武给西藏寺院的乞丐发放布施何时适宜，给达赖送的礼除文物外清理转民委等事宜，他都亲自处理，后来才逐渐把西藏一些事物交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处理。毛泽东对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求极严，发现有不当之处，立即纠正。如1952年4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的复电中指出：同意西南局的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与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凡关于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电报中对在拉萨创办拉萨小学一事西藏工委事先没有向中央报告请示，给予批评。同年12月，又对西藏工委成立农牧部只报西南局而未向中央报告，给予批评。毛泽东严肃指出：“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样看待。”还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毛泽东把处理西藏问题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并规定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使西藏地方党委在极其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得以少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保证了西藏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平叛改革基本完成后，西藏地方党委急于在西藏搞合作社，并搞了一些试点。毛泽东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他指出，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随后，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制定下发的中央文件指出：“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在贯彻这一指示的过程中尽管也出现过某些失误，但总的形势很好，西藏从1961年至1965年被人们称为第一个黄金时代。

认真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对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西藏平叛改革时，虽然处理了叛乱和封建剥削与特权，禁止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但对正常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保护的。这个政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破坏，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续得到执行。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修复开放一些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信教群众是满意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甚至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对佛教等各宗教和中国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一概排斥否定的态度，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浩劫，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主要参考文献：

马连儒、柏裕江：《毛泽东自述》

陈兴国：《毛泽东与佛教》

阴法唐：《毛泽东同志和西藏的革命与建设》

满耕：《毛泽东与佛教》

陈晋：《毛泽东与中国的佛道教》

朱崇辉：《毛泽东主席与五台山僧人》

曾琦云：《毛泽东与佛教》

李银桥：《走下神坛的的毛泽东》

张景岗、何琼；《革命领袖与宗教情结》

朱洪：《赵朴初传》